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记者招待会(中)


2004年12月23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刘易斯(福克斯电视公司):总统先生,可以提问吗?布什总统将开始第二任期,您认为,在明年的新会晤中你们的关系会有所改变吗?您认为,这一关系会有进展吗?还想问一个问题。华盛顿方面对您在民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在明年与布什的会晤中这种批评将会起什么作用?

普京:我对俄美关系的发展总体上是满意的。美国是我们的重要伙伴之一。我们经济上的协作很多,在解决当代一系列极为尖锐的问题时我们是无条件的伙伴,首先是联合反恐。这方面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不仅是伙伴,而且是盟友。我们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国家。因此我们担负着特别的责任。这里指的是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目前有种种短见的、有争议的、引起公众关注的事情,但是我请你们不要忘记这主要的东西,这是我们与美国关系的基础。我与布什总统关系的基础也正是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国家利益。我认为布什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和说到做到的人。我与他多次公开谈话,观点不总能一致,但完全相信他是一个伙伴,我知道,只要我们商定了什么事,他就会努力来按商定的办,我也是这样。

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美国政府和公众对我国的政治进程有不同的看法,应当说,我们也不赞同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美国的选举制度就没有弊病?想想美国的选举和其他一些事情。欧安组织的一个委员会监督乌克兰、阿富汗和美国的选举,它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选组织情况都提出了同样的批评。例如,不让观察员到所有的选举点去,这可是欧安组织对美国大选的组织者提出的指责。美国也有恐吓选民的事。谈到利用媒体的机会不平等。是的,有现职的政治家一向有优先权,因为执行公务时他上镜的机会就是多。怎么会不明白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明白。如果批评是建设性的,我们就会倾听,如果是想把水搅混,我们就不理睬它。

西蒙诺夫(俄罗斯电视台):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还能当三年多的总统。然后有什么计划?想过这一点吗?2012年还参加选举吗?

普京:干嘛不问2016年呢?希望,到那时我还挺好。

西蒙诺夫:也包括2016年。

普京:不参加了。第一,我想安排一下私人生活,2008年之后就该过个人生活了。2012年、2016年或以后,是否会参加像俄罗斯联邦总统这样高职务的竞选,当然,我现在没有考虑过。我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跨过2008年这个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界线。需要尽一切努力以应有的民主方式举行俄联邦总统的大选。

斯梅尤哈(《库班新闻报》,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许多国务活动家包括我们的行政长官亚历山大.特卡乔夫,都谈到阿布哈兹的局势。在阿布哈兹总统选举之后莫斯科还想利用自己的影响来确定这一地区的地位吗?谢谢。

普京:这倒提请了我,今天是你们行政长官的生日,向他表示热烈的问候和衷心的祝愿。

阿布哈兹地区和这里的人民与俄罗斯有着数百年的联系。我们的出发点是维护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但我们认为,所有争端,包括像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这样的尖锐问题都应当用和平方式解决,通过谈判,考虑到居住在这里的不同民族人的利益。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在假装不知道世界和欧洲都发生了什么事吗?南斯拉夫被分裂了吗?被分裂了。全世界都承认新的独立国家。一直在说,不会让科索沃独立,绝不会让科索沃自主,它应当留在南斯拉夫的版图内。而实际情况如何?科索沃事实上分离了出去,大家都假装不知道。默许了。我想再说一遍,我们支持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但必须考虑到居住在这里的所有人的利益。我们会与格鲁吉亚搞好关系,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和与格鲁吉亚领导人的友好关系、与阿布哈兹的传统友谊解决这一冲突。至于阿布哈兹的内部形势,我们欢迎各种政治力量不久前达成的协议,我们认为,那里的形势会逐渐正常化,最主要的是,人们不再会因政治激变而遭殃。这一地区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经济非常脆弱,我们准备帮助他们,支持阿布哈兹的经济。

尼库拉泽(格鲁吉亚“鲁斯塔维—2”电视台):您谈到了双重标准,而您违反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将副总检察长科列斯尼科夫和其他高级官员派到阿布哈兹,从而预先决定了阿布哈兹的选举结果,这不仅引起了格鲁吉亚领导人的愤怒,也引起了西方的愤怒。请您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

普京:您干嘛把格鲁吉亚领导人与西方挂钩挂得那么紧。难道他们从索罗斯那里领工资吗?事情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全不是。只是想利用某种权力杠杆来解决问题。既然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就会反对用那种方式解决冲突。

谈到这些官员的出访,我不会装模作样地说,他们是以私人身份去那里的。但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解决阿布哈兹的内部冲突。我已经回答过你的俄罗斯同行提出过的类似问题,我想重申,对于格鲁吉亚最主要的原则是:我们主张维护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这是出发点。格鲁吉亚未必会希望,阿布哈兹发生武装冲突。谁需要?难道格鲁吉亚需要这样做?当然,不需要。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不反对格鲁吉亚,只是试图调解那里的事态,我们在努力创造一种条件来解决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之间的复杂冲突。这是第一。

第二点。俄罗斯从来没有预先决定选举结果。我们在冲突各派中的斡旋取得什么结果?只是防止发生可能的武装冲突,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这有什么不好的,是反格鲁吉亚吗?我认为不是。

孔德拉季耶夫(独立电视台):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想再回到俄罗斯内政问题。您提到了俄罗斯多党制问题。因此,我想提这样一个问题。您以前说,您作为党派之上的总统不打算代表某个政党。您的接班人可能会持同样的立场,俄罗斯所形成的这种政党基本上没有可能推举总统或组阁的结构从而保持下去。因此。我想问,随着多党制的进一步发展,您是否打算领导或加入某个政党?如果“统一俄罗斯”不能令您满意,是否会出现一个由您领导的新党? 普京:这是建议吗?

孔德拉季耶夫:不,这是提问。

普京:在我看来,目前俄罗斯的总统不仅是宪法的保证,同时还是不同党派发生争端时的仲裁者,是一支对国家起稳定作用的权力。因此,我觉得,还没到总统出自某个党派的时候。但未来这种可能我不会排除。至于我本人,当然,我在考虑各种可能,但还没有最终结果。

沃利索娃(下诺夫哥罗德СЕТИ НН电视公司):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不认为您最近的关于任命州长和增加党派数量的倡议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我国民主的水平并削弱人们参与民主改革的可能吗?

普京:先说我国民主发展的水平,要知道,民主,众所周知,是指人民的权力。当年古罗斯从直接意义上采取了民主,这就是所谓的市民大会,市民都集中到广场上,当场解决生活中一些关键问题。但今天我们不可能把1.45亿的俄罗斯人集中到一起,谁喊叫的声音大,谁就是对的,像诺夫哥罗德市民大会那样,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

每个国家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政治体系的建立模式,但要以人民能够参与决策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州长直接由选举产生,但他依从那些选举他的人吗?是的,如果他需要去参选,他当然应该考虑这一点。但遗憾的是,总的说来,在当前的选举体制下,这套做法在我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尚不能很有效地发挥作用。那如何确保地方行政首脑十分关心地方问题,但同时他又与国家利益有着切身的联系,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我认为,鉴于俄罗斯联邦幅员的辽阔,民族的众多,各自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传统,遗憾的是,还存在着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威胁,在当前的条件下,这是非常合理的决定。

您知道,比如说达吉斯坦几十年以来的情况吗?那里有200万人口,有30多个民族,其中有4-5个民族是大的主体民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个民族的代表任共和国首脑,那么另一个民族的代表必须出任政府总理,而第三个民族的代表一定要领导议会。那儿的人甚至对什么民族的人担任局长等次要一些的官职都非常在意。这很像黎巴嫩的情况。这是几十年来形成的,用别的办法未必有效,因为换别的方法人们或某个民族的代表会觉得权利受到损害,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但我们不能在这个联邦主体使用这种执政体制,在另一个联邦主体采用另外一种执政体系,我们应该采用一种统一的方法。我再重复一次,我认为,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和成分复杂这一角度来说,由地区民众直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地方立法机关代表,再由这些代表对总统提出的州长人选进行投票,这种做法是合适的,没有违背民主原则,也没有违背俄联邦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的民主原则。

戈尔布诺娃(俄新社):一年前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俄罗斯的问题之一是真正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领导人太少。现在情况怎样,到哪去找89个具有高度职业素质的诚实的领导人?

普京:已经找到了。当然,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您注意到这一点是正确的:会不会太官僚了?莫斯科所提的人选会不会让人很难接受,不是地方所需要的,抑或会不会祸害一方?但我要求的是,所提的人选应经地方议会投票表决。不管怎么说,这是相当严峻的考验。 因此,我们应该规定,要经过选举投票这道程序来确定人选,即由本身是经直接秘密投票选举产生的人来表决。因此,地方议会的地位和作用将因此大大提高。至于在全国寻找合适的人,我想告诉你们,在政府更换后,83位政府一级的官员只有38人重新得到任命。不管怎么说还是找到了人。我觉得,如果我们推广竞争选拔机制以及其他的现代化的选拔和培养干部机制,那么毫无疑问,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天才众多的国家里,我们当然能够找到优秀的、训练有素、正派且爱国的人才。我国有足够多的这种人。

巴尔谢夫斯卡娅(电视中心):150年前一名伟大的作家提到俄罗斯的两大不幸:傻瓜多,道路差。但我不是要问我们这两个问题处理得如何。我认为,俄罗斯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幸——腐败。这一问题可能是您上面提到的问题的延伸。您认为如何解决我们的这一严重问题?

普京:当然,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要从那些其存在绝对没有必要的经济领域撤离,在这种地方,国家官员领取所谓的“份子钱”,也就是说,纯粹凭自己所占的位置而拿钱,妨碍中小商业的发展,要杜绝诸如此类的事。当然,这是相当艰巨的一项任务,我指的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曾实行过计划经济的国家,一切都由各级官员说了算。但不解决这一问题是不行的。当然,在进行这一根本改革的同时,还应对护法机关、干部选拔机制作相应的改革,关于选拔干部,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还要提高官员的待遇,以便他们珍惜自己的职位。

你们也知道,我们大幅度提高了高级领导层的工资。我知道,对此也有批评意见,但我认为,想必你们也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工资非常低,但同时又掌管着几十亿国家的资金,数百万人的生活或者说命运取决于他,那么就不应该让一个对社会肩负如此重任的人拿少得可怜的工资,这是不正常的。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这当然应该推广到各级政府机构,包括自治市镇一级。

这是个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还包括加强刑事追诉,不过这方面还需要确定一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些都得综合考虑,同时还要在社会中营造一种对不良现象无法容忍的氛围,所有这些都兼顾到,就能取得积极的效果。

乔利奥斯(希腊大频道电视台):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大概前不久既同希腊总理也同土耳其总理讨论过塞浦路斯问题。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将不再就塞浦路斯问题行使否决权,尽管大多数塞浦路斯人反对秘书长的具体计划,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许多人对此的解释是,俄罗斯同土耳其有着非常良好的经济关系。我想问问,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否有所变化?这是否可能?

普京:我觉得有一种办法可以消除各种担忧,那就是我们也同希腊积极发展经济关系。这样一来,任何这类理由,任何这类担忧都会消失。

您知道,今年约有200万人,我也许记错了,但差不多有200万俄罗斯人到土耳其旅游。这是个很可观的数字。就到土耳其的旅游人数来说,我们稳居第二位,在德国之后,说不定我们已上升到第一位。这是土耳其很重要的一个经济部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土耳其对俄罗斯旅游者实行一种正常的签证制度。我本人8年或10年前也享用过。到了边界,在护照上盖个戳,甚至啥都没问就放行了。就付了10美元就入关了。到了宾馆,住了两星期。但这样入希腊境是不可能的,手续非常复杂。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我们同希腊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济关系提高到与政治关系同样的水平。我们同希腊发展军事技术合作,与其他北约国家,例如土耳其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系。这同样证明我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特别的信任性质。我们不打算改变这种性质,或降低水平,但土耳其人在俄罗斯经济建设中的订单已达120亿至140亿美元。而希腊人呢?谁不让你们到俄罗斯市场积极发挥作用?我们只会表示欢迎,并将尽一切可能对我们经济关系的发展给予支持,我想,我们所应做的不是降低我们同土耳其的经济合作水平,而是要扩大我们与希腊的经济联系。这回答的是第一个问题。

至于第二个问题塞浦路斯问题,我们的出发点向来是,只有塞浦路斯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同样,希腊人和塞浦路斯人的问题以及土耳其人与塞浦路斯人的问题也要由他们自己解决。在您提到的那次著名的投票中我们确实行使了否决权,我们这样做,出发点是为了避免在全民公决中出现任何压力。现在我们支持安南的塞浦路斯计划。我们认为,希腊部分也出现了其他一些手段,已被欧盟接纳,而土耳其仍在为加入欧盟做准备。这也是岛上希腊人所掌握的额外的手段,有助于解决日益迫近的尖锐问题。但我想再次特别强调一点,对其他冲突,包括后苏联空间的冲突,我们的出发点仍是应由当地人民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以利于维护他们的利益。

热斯特科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您经常提及俄罗斯言论自由问题。您如何看待我国调控因特网的做法?您认为我国在言论自由方面有问题吗?如果有的话,哪里更为严重,是首都,还是地区?

普京:在一部著名的意大利电影中,主人公有这样一句台词“真正的男人总应尝试,真正的女人总应抵抗”。在自由和当局的关系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局总想确保自己的利益,减少对自己的批评等等,而媒体总想挖掘可能挖掘的东西,以期引起当局和社会对执政当局某些错误的注意。

确切地说,这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之一。从这点来说,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好或者差。我们的问题不在政治层面,而是在经济层面。

我再重复一次,在我看来,我们还面临着必须为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奠定经济基础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至于因特网,我们都知道,这并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比如说,西欧国家因特网上出现的性倒错问题及其他一些犯罪现象。但犯罪现象是一回事,传播信息的自由是另外一回事。我并不太希望以打击犯罪为借口限制因特网传播信息的自由。这是一种最为民主的传播信息的方式。不管喜欢不喜欢,你都要搞清人们是怎么看你的。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就会明白,哪种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主导作用。

所以说,我对可能存在的限制因特网传播信息的自由这一问题是很认真的。

沃尔科娃(《俄罗斯报》):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我有两个问题。您在首次发表的总统国情咨文中提到俄罗斯解体的威胁,并作为对策提出了联邦改革,修改了联邦委员会组成办法,使州长们又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在第二任期的开始,您又提到俄罗斯存在解体之虞,并称危险加重了。这是否意味着,您5年来采取的方针不是那么有效?

第二个问题是,许多专家在分析了您9月13日的提议后说,这些提议不像是最终的,而修改地方权力机构的组成办法,这是一步到位的一种措施,还是只是向建立单一制国家迈出的第一步?谢谢。

普京:我从后一个问题谈起。我不认为我们应转向单一制国家,尤其是苏维埃式的单一制国家。这不可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有利条件,这将限制社会监督执政当局的能力。我想,这是多余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联邦委员会,其构成以及国家瓦解的危险,我想,很遗憾,暂时我们还未能走出这一阶段,未能走出这一危险地区。我们有许多工作正如俗话所说,是“草率行事”。当然,有关修改地区执行权力机关组成办法的提议,目的是为了建立更为稳固的有利于维护俄罗斯国体的基础。当然,正是为了这一点。

至于联邦委员会,当时为什么作出那样的决定,现在关于联邦委员会的构成又有何计划?想必你们都还记得,我们的地区领导人同时还是俄罗斯议员。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把执行权和立法权这两支权力完全搅和到了一起。这导致一些高级官员在掌握着整个地区政治和经济大权的同时,还是国家议员,充分享受着身为议员的不可侵犯权。从作出和履行决定的纯洁性这一角度说,我觉得没有任何好处。相反,我认为这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当时提出了很轰动的建议:修改议会上院的构成办法。完全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大多数地区领导人都支持这一提议,因为他们明白,照我刚刚所说的那种想法,他们已陷入了相当危险的境地。 如果我们现在转向另外一种任命和组成地区执行权力机关的体制,也就是说,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总统将拥有更大的影响地区执行权力机关构成的权力,那么我认为,这是有理由的,现在我就想提请你们注意我们早先未太详细说的一种情况——修改杜马按党派名单构成的办法,把这一点同平衡国家政治体系并确保执行和立法权力体系的独立性得到充分发展的愿望联系起来。为什么?因为,目前在俄罗斯,从单席位选区竞选国家杜马席位的人没有财阀或州长的支持独立参选通常是不可能的,这已不是秘密,人所共知。 但是,如果总统对任命或选举州长有更大的影响力,那就应该限制其通过州长影响议会半数席位构成的能力。而且,我认为,这是平衡政治体系的一个基本原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没什么能妨碍我们做到这一点,法律得以通过,那么我们就能确保俄联邦宪法得到无条件的履行——在我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执行权力体系。 只有到了那时,我们才能谈得上所谓扩大政府。如果能这样,那么可以说,对于国家元首,无论现任的,还是未来的,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长,或一个州长,就这一意义来说没有大的差别。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种方法,让州长或共和国的领导人更多地、更直接地参与解决制定预算及其他诸如此类对地区具重要意义的问题。如何做到这一点?需要同地区领导本人谈,需要同法律工作者谈。不管怎样,我们能够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所以说,4年前所做和现在所做的没有任何矛盾。这是在发展我们的政治体系,寻找最合理的发展方式。当然,在此同时,按常设机制工作的联邦委员会成员仍应继续发挥作用。

桑菲罗夫(“灯塔”电台):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今年您出访了拉丁美洲、印度和中国,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批评华盛顿建立单极世界的做法。我甚至可以引用您本月初在新德里说过的一段话:“试图用兵营式的单极世界原则来改变由上帝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现代文明世界是非常危险的。”为此,我要问:俄罗斯为建立多极世界做什么?采取哪些措施?您能得到外国同行的谅解吗?

普京:当然,我们满意地指出,我见到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多极世界的理论。我们认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应当是民主的,考虑到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而且依据国际法原则。

我们的许多伙伴,我要说绝大多数伙伴,或者几乎是所有的伙伴都是这样的看法,立场是一致的。

拉伊德(《泛阿拉伯生活报》):总统先生,您认为俄罗斯-伊拉克关系将如何发展?您是否认为伊拉克即将举行的选举有助于稳定局势?谢谢。

普京:关系发展不错。您知道我们同伊拉克有着传统而久远的关系。我们的许多公司都在伊拉克市场推销自己的产品,如能源和机器制造部门,而且这些公司一直坚持到伊拉克局势急剧恶化的时刻。俄罗斯公司准备随时随地返回伊拉克,只要那里具备保障公司职员安全的条件。

您知道,俄罗斯采取了注销伊拉克债务的前所未见的创举,虽然我们认为伊拉克自己是有能力还清这些债务的。伊拉克不是穷国,不是经济上弱的国家。伊拉克是一个经济中等发达的国家。但我们还是同意了我们伙伴的意见,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和伊拉克领导的愿望,因为考虑到伊拉克形势的不良发展,考虑到仍有战事,考虑到伊拉克人民的艰难处境。我们加入巴黎俱乐部的时候同意注销这类国家的60%的债务,面现在仍在巴黎俱乐部的框架内像其他成员国一样同意再在剩余的债务中注销80%,如此一来,注销债务的总比例已达92-93%。

说到选举,我怀疑在外国军队占领的情况下能够保证选举的真正民主。总的说,我们欢迎伊拉克政治进程参与各方对政治正常化的追求,认为,只要条件具备,哪怕军事行动不像原先那样激烈,任何政治进程都是有益的。

所罗门诺夫(《劳动报》):请说一下,昨天在政府会议上已经说过,据说到现在仍没有找到如何使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答案。

普京:会找到的。

所罗门诺夫:找到什么?

普京:会找到答案,肯定可以找到。

所罗门诺夫:找到答案?其他国家已经有经验,它们靠高科技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就。您也说应当采用高技术,还说刺激的办法也有,而且是其他国家已经尝试过和证明过的。就是减轻非常有前途的高技术部门的税务压力。您认为是什么妨碍政府利用经过验证的国际经验?

普京:我想是最近几年我们自己的经历阻碍了政府利用国际经验。为这一或那一部门提供税务优惠给俄罗斯经济和财政带来了数额巨大的损失,原因是违法地或者只为小集团利益地利用这些优惠,而不是有利于发展这个或那个经济部门。这是一个反面教训,它只会阻碍经济发展。

同时,我认为,政府今后仍应尽力让俄罗斯经济有更多的创新做法。我已经说过,您也知道,我们稍稍改变了税收制度,减轻加工工业的负担,今后还将这么办。正在积极讨论建立高技术区的问题。这些生产部门要纳的税中主要是统一社会税,因为企业花在劳动力上的钱是支出中的主要部分。虽然统一社会税的降幅不小,但对高技术企业来说仍不够。所以,我认为,政府仍应当对进一步大大降低统一社会税的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我指的是高技术领域的企业,起码是为了建立高技术区和特别区,这样做的时候应当明白将为滥用降税创造条件。这是一。

二,可以而且应当作出决定,为改善在科研和试验设计领域工作企业的经济活动创造条件。这样的决定目前正在制订中,我希望它们将于最近被通过。

尼斯克涅维奇(《加里宁格勒真理报》):“久纳”电视公司也同我一起提问。您认为,我们同欧盟的关系中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包括加里宁格勒州的问题。还有一个小问题。您知道有的问题是同联邦中央有关的。您大概还记得,2001年您责成安全会议制订对加里宁格勒的联邦政策。国家杜马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说需要这样的政策,接下来是联邦委员会作出决定。可是,至今没有文件。会不会有一个成为今后立法行动基础的文件呢?

最后,我们非常希望您参加750周年建城庆典,最好能同施罗德见面,也许还同立陶宛和波兰总统见面。

普京:我想,庆祝柯尼斯堡-加里宁格勒750周年是需要的。我们一定会这么做。至于以什么方式,邀请哪些来宾,则还没有决定。不过,我想,请的人越多越好。

至于如何发展加里宁格勒这块处于飞地状态的地区,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努力找到发展该地区的最有效的方式。尽管上面我提到因有人滥用加里宁格勒地理位置的特别之处而滋生了不少问题,政府依然应当考虑如何发展这一地区的问题。这是第二。

第三是有关我们在加里宁格勒问题上同欧盟的关系问题。在有关客流量的主要问题上,虽然不是最终但基本上采用的是欧盟的标准。我们总的说是满意的。

说到货物过境,这里还有许多问题。我的同行提到,虽然执行了新的货物过境办法,货运量还是在增长,这是事实。不过,如果没有限制,货运量也许,而更可能是肯定会增长得更多。这当然令我们失望,因为无论我们还是我们的邻国都希望增加贸易额和增加货运量。

譬如,现在我们的运输部同德国同行签订了成立铁路运输联合企业的文件。俄罗斯通过铁路运送的货物约占总量的70%,而德国仅占2%。德国铁路部门当然希望途经德国的货运量增加,这在经济上是合算的。但是我们同德国合作中的这种“瓶颈”应当消灭。客观上没有任何必要保留。 我们讨论了过境客运问题。你们作为加里宁格勒的居民肯定知道,我们的立陶宛伙伴向我们表示的一个忧虑是,会产生大量难民和非法移民。我们分析了2003年和2002年从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和加里宁格勒乘火车经立陶宛的非法难民的数字。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准确数字,但记得大概是50名。只有37名?对,就是37。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巴基斯坦人。他们在维尔纽斯下了车,火车是因立陶宛方面的要求在那里停的站。如果,你们不希望,火车在那里就不停。

我们将继续同我们的立陶宛伙伴对话,以及在欧盟,在布鲁塞尔同我们的伙伴对话。根据欧盟委员会新主席巴罗佐的建议,我们商定建立特别工作机制的问题。早先,我们的欧洲同行不愿建立,现在是他们自己主动提出来的。看来,他们已经明白,不集中注意力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欢迎这样的建议,将致力于这些问题的通盘解决。

博布罗娃(《生活报》,莫斯科):我想祝诸位即将到来的新年好,为了轻松一下气氛,我想问,你们家通常是如何庆祝新年的,您当上总统后需要作出什么牺牲?有什么传统?有什么变化?谢谢。

普京:我不想谈牺牲。至于传统,那么我家同普通的俄罗斯家庭没有什么两样。我们通常在家里迎新年。孩子已经长大,他们愿意同朋友过年,我们不会阻拦。如果,他们留在家里,那么就会在一起过年。如果,没有别人,那么我就同妻子一起过年。

沃尔科娃(《新言论报》):2005年1月1起,受到地区热烈欢迎的所谓优惠货币化法即将生效。我想重点谈一下北方地区居民。他们非常关心北方补贴和保障能否保留。现在正在起草联邦北方地区法草案,正在起草居住或生活在极北地区及其邻近地区的人的保障和补贴的新法。

就此,我要向您,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提一个问题。严酷的北方地区居民的未来将是怎样?优惠将保持原样还是会有很大的变动?

还有一个小要求,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您去作客,到我们那里去作客。

普京:谢谢。你们那儿很冷。

沃尔科娃:那又怎么样?

普京:雅库特现在有多少度?雅库特有的城市的气温在零下45还是52度?太冷了。不过,只要需要我还是会去,譬如北方就去过多次,今后还会去。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问题的重要方面,即优惠货币化的问题。我当然理解人们对政府的这类建议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国家常常坑人,往往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但是,保持原先的优惠体制已经不现实,因为资金拨得不少,但大部分都没有送到该享受的人的手里。国家承诺的不少,但兑现的不多。

仅以医疗保障为例。过去用的是什么办法?地区财政的钱以及联邦财政通过地区财政拨的钱往往直接拨到从事药品买卖的制药公司。人们虽然有免费取药的处方,却领不到药。

实际情况怎样?上了年纪的人到药房递上免费处方,可是药房对他说,我们不提供免费药。给钱才给药。即使付了钱,也得把免费处方留下。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拨多少钱都不够,因为多一半钱被私吞了。在市场体制下,原先的分配和国家扶持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了。这就是原因所在。

我要请你们注意的是,在这之前,国家从来没有拨出如此多的钱扶持保障差的居民和享受优惠的居民。联邦财政将这类费用增加了5倍,而不只是增加20%、30%、40%或者50%。而且在2006年前,在药品保障、郊区交通和疗养等方面将保留原先的优惠方式。假定人得到一笔钱,只从中留出450卢布用于上面提到的优惠,那么他实际得到的则要多于450卢布。从2006年1月1日起,居民可以在直接优惠和现金支付方式之间作出选择。

我要提醒诸位的是,居民必须在2005年6月前作出选择。现在这已经形成了提供这些服务单位的竞争机制。因为提供疗养的机构,如疗养院和休养所现在就在考虑降低价格改进服务的问题。它们希望吸引人们来疗养。我想,在目前条件下,这样的体制要有效得多,有针对性得多,这是主要的。

说到北方地区居民,不会有任何重大改变。我认为惟一正确的做法是为曾经在北方地区工作、现在生活在其他地区的退休者获得在北方地区的退休金创造条件。我认为,应当恢复这一做法。财政部当然不愿意,认为这需要增加支出,但是这样做是有利的,人们在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工作多年之后应当离开这些地区,国家的社会负担反而会减小。最终对国家是有利的。

有一点我要强调。当然有一部分人是要由地区负责照顾的,如受过迫害的、战时在后方工作过的和退休工人。地区当局当然需要关注这些人,不让他们比享受优惠的其他人生活差。前几天我同一名远亲见过面,她已经退休。她对我说,你知道,我并不困难,因为我有儿子。可是我的朋友退休金很少,这些人往往是知识分子,如大学教师。首先,医疗费一直在涨,城市交通费对她来说也很贵。对这样的人,各级政权机关,无论是联邦一级还是地区一级都应当关心。

应当说,我已经提到联邦预算的这部分支出增加5倍,这应促使地区政权也相应增加拨款。今天有人告诉我,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这样的富州对享受优惠的这部分人的支出都增加了2倍。我希望其他地区也能关心这些人。